本报北京9月5日电(记者刘敬智、通讯员何春权)转制已不是新鲜话题。但在今天本报召开的“应用型科研院所转制座谈会”上,来自不同岗位的专家和院所长开诚布公的发言,仍然让人们听到了许多透彻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朱高峰从宏观角度谈了对转制的看法。他认为,转制首先要处理好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把技术从科学中分离出来,使之与经济紧密结合,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技术工程体系。目前,我国新兴领域的企业数量少,企业本身技术力量比较弱,拥有自有技术研究院所的企业少之又少,所以部分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是转制的一个模式。同时,朱高峰强调,要保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相对独立性,营造自由探索的学术环境,改进科研项目和人才的评审。
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连燕华认为,科研院所的转制是一项重大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它涉及诸如政府的职责和行为、国家创新主体的重新塑造、资产重组、国家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负面影响。比如说现有科研院所的设置基本上是依据学科、技术门类,而不是经济原则,要实现企业化转制,必然会导致现有的一些研究方向的自然萎缩,也就是说科技存量资产进入经济领域,可能带来极大的浪费。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建立政策评估机制,研究政策的成本、目标和风险等,增强科研院所转制的正面效益。
钢铁研究总院被认为是转制成功的一个典型。该院常务副院长干勇说,成功主要源于产权结构的有效调整和科技企业的上市。据他介绍,上市筹集了9亿多元资金。有了这些资金,他们不但增加了科研费用,还敢于在奖励机制上做大动作。如今他们正努力把该院建设成为新材料领域的高新技术群、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和军工配套材料的研发基地。对于转制应采取的模式、转制成功与否的衡量等问题,干勇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和探索。
来自另一家成功转制单位——湖北省化学研究所的刘良炎所长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为“国有体制嫁接民营机制”。他说,目前我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多种体制并存且全面竞争,国有体制要在竞争中赢得胜利,必须创造出强大的对比优势,而机制正是这种优势的根本,包括决策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当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先决条件。
机械部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春在会上提到研究所与协会的定位和关系、社会保障体系在转制中的作用。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樊立宏重点谈论了非盈利性科研院所的转制问题。
这些发言,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专家们指出,转制是一个重大工程,其中还有许多东西亟待大家参与讨论。本报副总编辑何东平出席座谈会。他表示,光明日报将继续关注此类讨论,为科技体制创新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座谈会由本报科技部主任周文斌主持。